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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通原創丨崔懷坤律師:受賄罪中的“造成惡劣影響”

【摘 要】"造成惡劣影響"是司法解釋為受賄罪設置的兜底條款,因其自身內涵的模糊性和兜底條款適用的擴張性,已在司法認定中產生嚴重分歧 。厘清受賄罪中"造成惡劣影響"的法律內涵;將"實際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認定"造成惡劣影響"的前提條件,以"實際謀取利益"的行為導致了"權錢交易和政府公信力受損"的直接危害結果,經過傳播后被社會公眾感知,進而引發群眾的強烈反映、集體上訪、媒體廣泛報道等后果作為認定"造成惡劣影響"的關鍵要素和邏輯過程;總結"造成惡劣影響"的認定準則,以保證法律適用準確和司法公正。

【關鍵詞】受賄罪 實際謀取利益 造成惡劣影響 兜底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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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懷坤,天津行通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

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9號.以下簡稱《貪污賄賂解釋》),其中規定了可能影響受賄罪定罪或量刑的八種特殊情形,并將"造成惡劣影響或其他嚴重后果"作為兜底條款予以規定[1]。與其他七種情形相比,該條款中的"造成惡劣影響"本身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無論是在學術理論界還是司法實踐中均面臨較多歧義。同時,兜底條款的適用本身就飽受爭議。因此,如何正確理解和準確適用"受賄罪中的造成惡劣影響"已成為司法實務中亟需解決的難題。近年來,國內學者關福金、王愛平、白 潔[2];商鳳廷[3];楊忠平、李艷紅[4]等僅就瀆職罪中"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理解與認定進行了相關研究。但對受賄罪中如何適用兜底條款"造成惡劣影響"的研究幾乎是空白。

本文基于對以"造成惡劣影響"作為入罪標準和量刑標準的17份受賄罪案件生效判決書的分析,對受賄罪中"造成惡劣影響"的司法適用和與其他相關概念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剖析,有針對性的指明了"造成惡劣影響"這一兜底條款的正確適用準則。


一、受賄罪中"造成惡劣影響"的司法適用樣本選擇

本文借助Alpha法律智能操作系統,以"造成惡劣影響"作為入罪標準和量刑標準,共搜索到17份符合標準的受賄罪案件生效判決書[5]。從時間跨度看,只有1份判決是在2008年,其余16份判決均是在2016年兩高出臺《貪污賄賂解釋》之后;從審判層級看,涵蓋兩審三級法院,其中一審判決書 15份,二審判決書 2份;從地域看,17個案件跨越全國 8個省自治區的三級法院。以上特征表明,17份法院生效判決具有一定代表性,能夠較為準確地反映出受賄罪中"造成惡劣影響"的司法適用情況以及存在的主要問題。本文以受賄罪中"為他人謀取利益"的類型和"造成惡劣影響"的表現形式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為標準,對17份樣本判決書進行分析。經過分析我們得出:當前的司法適用均是以"實際為他人謀取實際利益"作為認定"造成惡劣影響"的前提條件,僅僅將受賄行為本身所造成的"權錢交易結果和政府公信力受損"提煉總結為"惡劣影響",不但沒有對"造成惡劣影響"本身進行深入分析,更缺乏對受賄行為與"造成惡劣影響"的之際的有效論證,從而導致"造成惡劣影響"這一兜底條款在受賄罪中的濫用。

二、當前適用受賄罪中"造成惡劣影響"的司法現狀

根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為他人謀取利益"又分為四種情況:一是實際為他人謀取利益;二是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三是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而接受請托;四是履職時未被請托,但事后基于該履職事由收受他人財物的。經過對樣本判決書的分析發現,所有將"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作為入罪標準和量刑情節的判決中,無不是以受賄人實際為行賄人謀取了現實利益為前提的。換句話說,在受賄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而接受請托等視為"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情形中,沒有將受賄人的受賄行為認定為"造成惡劣影響"。這說明在司法認定中,司法人員普遍認同單純的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或者僅僅對他人有請托事項"心知肚明"、但未做出任何實際的謀利舉動的,不可能導致造成惡劣影響的后果。

三、當前司法適用中對"造成惡劣影響"的認識誤區

本文將因受賄行為造成惡劣影響分為兩個邏輯維度:一是受賄行為所直接造成的危害結果,即權錢交易的結果,主要包括為行賄人實際謀取的利益和對政府公信力的毀損;第二個是造成的惡劣影響,主要包括引發媒體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引發群體性事件,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影響社會穩定等。這二者之間存在先后承繼關系,即受賄行為所造成的"權錢交易結果"通過一定的傳播讓社會公眾知曉,進而引發社會的不良反響,造成諸多惡劣影響。通過對樣本判決書的分析,發現目前司法實踐中對"造成惡劣影響"的適用存在以下幾個誤區:

(一)缺乏對"造成惡劣影響"的有效論證

在"造成惡劣影響"作為入罪標準的6個樣本判決書中,裁判者只是簡單地描述受賄人通過"權錢交易"實際為行賄人所謀取的實際利益,進而將犯罪過程簡略地描述為"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賄賂,造成惡劣影響"。但是對"受賄行為造成了何種危害結果,危害結果通過何種途徑傳播,又造成了怎樣的惡劣影響"這一邏輯過程沒有進行詳盡的描述,公訴方也沒有對受賄行為"造成的惡劣影響"進行有效舉證予以證明;在"造成惡劣影響"作為量刑情節的11個樣本判決書中,僅有2個判決就所"造成的惡劣影響"進行專項證明。其中,一個是在處理案件和分管機關的基本建設中(主導案件辦理結果),利用職權大肆收受賄賂,從而引發上訪(裁判文書號:(2008)長中刑二初字第0109號);另外一個是為他人開設賭場提供方便和照顧,先后6次受賄,進而引發新聞媒體曝光(裁判文書號:(2015)永刑初字第241號)。

但總體來看,在當前司法實踐中,公訴機關缺乏對"造成惡劣影響"的有效證明,而裁判機關也僅僅是對"權錢交易結果"進行總結評價,亦沒有對此進行邏輯上的詳細闡述。

(二)將所謀取的實際利益及其造成的惡害結果直接作為"造成惡劣影響"

該類情況在樣本判決書中較為普遍,裁判者對受賄人通過權錢交易為行賄人所實際謀取的利益及其造成的危害結果進行提煉總結,將其直接等同為"惡劣影響",通過對危害結果的初步論證和闡述,直接推導出"造成惡劣影響"。這樣的樣本判決書共有15個,占到總樣本判決書的88%。例如,利用擔任看守所輔警的職務便利,違反看守規定,為在押人員傳遞紙條,多次非法收取在押人員家屬、朋友財物,受賄數額1.18萬元,給看守所的管理造成惡劣影響(裁判文書號:(2017)川3401刑初712號)。

(三)將受賄行為所必然造成的國家機關形象受損、政府公信力下降等危害結果直接評價為"造成惡劣影響"

該類情況屬于裁判者通過對受賄行為影響國家機關的形象,使其公信力下降等加以抽象化描述和定性,并對受賄行為的惡劣結果加以否定性評價作為"造成惡劣影響"。例如,被告人吳某準等人收受賄賂而不認真履行查處賭博案件職責具有直接因果關系,嚴重損害了人民警察廉潔公正、維護一方安定的形象,直接認定為"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裁判文書號:(2016)粵0781刑初168號)。殊不知,受賄行為的本質就是"權錢交易",侵犯的是國家公權力的不可收買性,其結果必然是對國家機關形象的毀損。如果裁判者僅僅以此認定"造成惡劣影響",那么所有的受賄行為均應被評價為"造成惡劣影響"進而被定罪入刑,刑法也就沒有必要再將"數額"作為受賄罪的主要定罪標準和量刑標準了。因此,裁判者通過將受賄行為所必然造成的國家機關形象受損、政府公信力下降等危害結果直接評價為"造成惡劣影響",顯然是對"造成惡劣影響"的誤讀。

四、受賄罪中"造成惡劣影響"內涵的再斟酌

天津刑事律師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雖然"造成惡劣影響"本身具有很大的抽象性,其內涵和外延比較廣泛,不容易把握。但是"造成惡劣影響"一旦規定在具有指導司法機關進行裁判的司法解釋中,就必然面臨著適用的問題。根據司法實踐反映出的問題,本文對受賄罪中"造成惡劣影響"的內涵進行了再次斟酌和界定。對于 "惡劣影響"的涵義,應當首先進行文義解釋,厘清它的基本含義。根據《漢語詞典》,影響是指"對人或事物所起的作用",惡劣是指"很壞"。根據《漢語詞典》的解釋,結合受賄罪的法條語境和立法目的,作者認為受賄罪中的"造成惡劣影響"是指,受賄行為經過傳播而被社會公眾所感知,對社會公眾的思想認識和行為產生很壞的影響,進而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嚴重損害國家機關的形象。其中,有幾個關鍵點:

(一)這種"惡劣影響"應當是國家工作人員實際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權錢交易行為所引起的

因為單純的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或者僅僅對他人有請托事項心知肚明,但未做出任何實際的謀利舉動的在實踐中很難被公眾感知,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進而造成惡劣影響。當然,受賄人為實現行賄人的不法請托已經做出實實在在的努力,但尚未實現請托事項或正在實現中的情形,應當認定為"實際為他人謀取利益"。

(二)這種"造成惡劣影響"應當通過社會傳播,被不特定的社會公眾所感知

一般認為,受賄行為所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必然有損國家機關的形象,這也是國家重點打擊賄賂犯罪的意義所在。但是否"造成惡劣影響"的關鍵還要看這種"權錢交易行為"是否在一定范圍內進行傳播,導致人民群眾(包括但不限于受賄行為直接侵害的個體以及有限范圍內的特定人群)產生不滿情緒進而引發群體性事件、集體上訪或媒體特別報道、關注,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對國家機關的良好形象造成損害,使其公信力下降。

(三)這種影響應當達到一定程度,即"惡劣",造成很壞的影響

例如,在一定范圍引起社會公憤或引發局部社會不穩定;引起國內外的不良輿論或對當地政府和國家機關的不信任;引起多人多次越級上訪或赴省進京上訪等[6]。

五、"造成惡劣影響"與其他相關概念之間關系的再判斷

(一)"造成惡劣影響"與受賄行為之間的關系

首先,受賄行為與"造成惡劣影響"之間必須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即存在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受賄行為是因,造成惡劣影響是果。
其次,受賄行為本身能否作為"造成惡劣影響"的評價要素,這一點存在很大爭議。本文認為要將受賄行為本身作為"造成惡劣影響"的評價要素,不能僅僅考量"受賄行為"本身有多惡劣,例如,受賄的次數、為行賄人實際謀取的利益及后果、受賄人的主觀惡性和行為方式等等,關鍵是在于"受賄行為"是否被散播出去,被不特定的受眾知曉,進而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集體上訪或者媒體的廣泛關注,在更大范圍內造成國家機關良好形象的受損,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

(二)"造成惡劣影響"與"實際謀取利益"之間的關系

根據上文論述,在樣本裁判文書中,有88%的判決書直接將受賄人為行賄人實際謀取的利益等同于惡劣影響,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及指控邏輯也僅僅是在論"實際謀取利益"的惡劣,并沒有就"造成惡劣影響"進行專門的論證。一般而言,受賄行為直接導致的后果是為行賄人直接謀取了實際利益,即產生了"權錢交易、政府公信力受損"的初步危害結果。由于"實際謀取利益"權錢交易行為具有易感知性,在一定范圍內擴散后,引發社會關注,成為評價是否造成惡劣影響的最直接的因素。
但是,"實際謀取利益"權錢交易行為與造成惡劣影響在邏輯上是先后承繼的因果關系,不可否認"實際謀取利益"的惡劣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社會影響的惡劣程度。但在"實際謀取利益"的權錢交易行為與"造成惡劣影響"之間,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即社會公眾的感知和反應程度。"實際謀取利益、政府公信力受損"的權錢交易行為與社會公眾的感知、反應程度相疊加,才等同于"造成惡劣影響"。但在司法實踐中,有多起案件存在"實際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惡劣后果但并未廣泛散播的情形,法院卻以"造成惡劣影響"直接定罪判刑。

(三)"造成惡劣影響"與"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的關系

《貪污賄賂解釋》在將"造成惡劣影響"作為貪污罪、受賄罪兜底條款適用的同時,還專門就受賄罪規定了"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的入罪和量刑情節。但是,"造成惡劣影響"與"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的存在邏輯上不清晰的問題。根據兩高《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法釋〔2012〕18號)第一條的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 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1)造成死亡 1 人以上,或者重傷 3 人以上,或者輕 傷 9 人以上,或者重傷 2 人、輕傷 3 人以上,或者重傷 1 人、輕傷 6 人以上的;(2)造成經濟損失 30 萬元以上的;(3)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4)其他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由上述規定可知,在瀆職犯罪中,"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是"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下位概念。但是在《貪污賄賂解釋》中,"造成惡劣影響"是兜底條款,而"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卻成為下位概念。如果考慮到體系解釋的一致性,相關司法解釋應當作出相應調整,避免同一機關針對同一問題卻做出不同的司法解釋,以致造成司法適用上的混亂。

六、正確適用受賄罪中的兜底條款"造成惡劣影響"

在受賄罪中,作為兜底條款的"造成惡劣影響",因其本身具有抽象性和不確定性,在司法適用時容易產生各種各樣的爭議。因此,為準確理解和適用該兜底條款,以求在司法實踐中做到公正裁判,不枉不縱,本文嘗試提出以下原則。

(一)慎重使用兜底條款"造成惡劣影響"

為了擴充刑法的涵蓋面,克服因犯罪行為復雜多變而帶來的對刑法穩定性的挑戰,作為概括式立法的典型代表—兜底條款的設置應運而生。尤其是在我國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釋中存在著大量的兜底條款。不可否認,兜底條款的設置可以很好的解決"刑法剛性有余柔性不足"的問題,但是其能正確適用的關鍵在于"法官公正的行使其自由裁量權"。兜底條款的局限性源自其內容的模糊性和范圍的廣涵蓋性,其不但在理論上容易與法律的明確性原則發生沖突,而且在實踐中也常常導致司法解釋的濫用和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飽受詬病。尤其是在受賄罪中,作為兜底條款的"造成惡劣影響"這種非物質損失與客觀性較強的物質損失相比更難以規范和認定。因此,筆者建議在司法實踐中,應當慎重使用兜底條款"造成惡劣影響"作為入罪標準或量刑標準進行評價,除非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能夠證實"受賄行為確實引起了社會公眾的強烈反應,對國家機關的公信力造成嚴重毀損",必須適用該兜底條款進行追訴時才能適用。

(二)宜將"造成惡劣影響"的受賄類型限定為"實際謀取利益"的權錢交易行為

根據上文論述,這里"造成惡劣影響"的受賄行為應當僅限于"受賄人為行賄人實際謀取利益的權錢交易行為",而且這也是目前司法實踐中的通用做法。如果受賄人僅是收受他人賄賂,卻從未為他人謀取任何實際利益,根本就沒有做出任何實際的謀利舉動,不但很難會引起"其他嚴重后果"等物質損失,而且也很難造成"惡劣影響"等非物質損失。
根據體系解釋原理,這里的"造成惡劣影響"的受賄行為也應僅限于以"實際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前提條件 。因為《貪污賄賂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第(六)項規定的兜底條款是"造成惡劣影響或其他嚴重后果",這里的"造成惡劣影響"是非物質損失,"造成其他嚴重后果"是物質損失,是對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的兜底性規定。而行為人如果僅是單純的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或明知他人有請托事項而收取賄賂,卻未做出任何實際的謀利舉動,是不可能導致物質損失后果的,只有"實際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受賄行為才能在客觀上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物質損失。同理,在同一個法條中,"造成惡劣影響"的受賄行為也應當僅限于實際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受賄行為。

(三)避免將"受賄行為本身"直接提煉評價為"惡劣影響"

根據刑法規定,受賄罪侵害的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的廉潔性,其本質是一種"權錢交易"。任何受賄行為都侵犯了國家公權力的不可收買性,必然會使國家機關的形象受損,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但是該種結果并不能當然的直接評價為"造成惡劣影響",否則受賄罪就根本沒有必要規定以"數額"為主的定罪量刑標準。根據前文論述,受賄行為本身僅僅是評價"造成惡劣影響"的要素之一,受賄行為能否認定為"造成惡劣影響",關鍵在于"受賄行為"是否被傳播出去,被社會公眾知曉,進而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集體上訪或者媒體的廣泛關注,在更大范圍內造成國家機關良好形象的受損,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如果受賄行為僅是直接造成了為他人實際謀取利益的惡果,但是該受賄行為沒有被廣泛散播,進而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集體上訪、媒體的廣泛報道以及領導關注等等使國家機關形象在更大范圍內受損、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嚴重結果,則無法評價為"造成惡劣影響"。

(四)認定"造成惡劣影響"應當遵循規范的證明標準和嚴謹的論證邏輯

在將"造成惡劣影響"作為入罪標準和量刑標準的17份判決書中,僅有兩份判決專門就受賄行為"造成的惡劣影響"進行專門舉證。剩余的15份判決書不但沒有就"惡劣影響"進行專門證明,更沒有就"實際謀取利益"權錢交易行為與造成群眾廣泛關注、集體上訪或媒體廣泛報道等惡劣影響之間的先后邏輯進行論證,僅僅是將受賄行為本身簡單提煉總結后即推導出"造成惡劣影響"。作者認為,一旦適用兜底條款"造成惡劣影響"作為入罪標準或量刑標準,就必須對"惡劣影響"和"惡劣影響與受賄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專門證明和闡述。

01


關于證明"造成惡劣影響"的證據規格及類型

司法實踐中,對"造成惡劣影響"的證明要素分為兩個,一個是"惡劣",另外一個是"社會影響"。其中,"惡劣"是一種客觀狀態,又是一種主觀化的認知。由于司法實踐中的情形千差萬別,不可能存在統一、精確的證明標準。但在認定是否為"惡劣"時,要注意"惡劣"的評斷對象是"社會對事件的感知",感知的主體不是法官而是社會公眾,范圍是被社會知悉到信息[7]。"實際謀取利益的權錢交易行為",只有被傳播出去,才能成為評價影響是否"惡劣"的對象。

關于"社會影響"的證明,司法實踐中一般將媒體報道、信訪材料、證人證言和上級有關部門、領導的批示等材料作為證據材料。這里需要的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媒體報道一般具有較高的證明力,經常被用作證明"社會影響"的證據材料。但這里的媒體報道應是在案件受案調查之前對相關行為的報道,而不應是媒體對案件的調查、起訴甚至是案件審理的情況的后續報道;

第二,證明"社會影響"的信訪材料一般是信訪人員較多,大規模集體上訪的材料。如果只是極少數人上訪,很難認定為造成"社會影響惡劣",但信訪人確實因合法權益受到侵害而采取了比較極端的信訪方式,進而使信訪事件引發媒體和社會關注,在一定范圍內發酵、擴散、傳播,則能夠證明社會影響惡劣[8]。

第三,關于證人證言。本文不認同通過委托專門的民意調查機構對相關問題進行事后的民意調查,將民意調查作為認定是否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證據材料。首先,就目前我國國民對腐敗問題的總體態度來看,幾乎所有公民都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很難就"實際謀取利益的權錢交易行為"作出客觀、公正評價;其次,民意調查僅僅是在案發之后對相關案件問題的反映,無法評價案發之時的民情民意。

第四,關于"上級有關部門、領導的批示等材料",在運用此類證據時,一般關注的上級機關層級越高,說明事件引發的影響越大,危害結果越嚴重。

02


關于"造成惡劣影響"的證明邏輯

由于"造成惡劣影響"的內容的抽象性和不確定性,在司法實踐中要論證受賄行為是否造成惡劣影響,應更加注重證明過程和邏輯推理。受賄行為造成惡劣影響的論證邏輯應當為"實際謀取利益的受賄行為"行為導致了"權錢交易和政府公信力受損"的直接危害結果,直接危害結果經過一定途徑的散播被社會公眾感知,進而產生了群眾反映強烈、集體上訪、媒體廣泛報道或上級領導重視的惡劣影響。其中,危害結果、經過一定途徑和惡劣社會影響三個要素是邏輯遞進關系,在證明中不能省略其中任何一個及其之間的因果關系。

參考文獻:
[1]詳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9號)。
[2]參見關福金 、王愛平、白 潔:《瀆職犯罪"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理解與認定》載《人民檢察》2017年底 7期。
[3]參見商風廷:《瀆職罪"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司法認定》,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6 年第 4 期。
[4]參見楊忠平、李艷紅:《淺談刑事執行領域瀆職犯罪"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認定》,載《司法實務》2018年第6期。
[5]詳見附件《樣本分析表》。
[6]參見劉旭芳:《瀆職犯罪的危害結果若干問題研究》,南昌大學 2013 年法律碩士論文,第21- 22頁。
[7]同[2]。
[8]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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